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关系的学科，用于了解世界各地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对于寻找保护植物的最好方法至关重要，这一科学领域在许多国家被应用于有关植物的传统知识调查记载，大量地方性植物区系中的有用植物编目已经完成。在过去一百年中，从民族植物学调查获得的有关植物的地方性知识，对于药物和农业发展，以及植物新产品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界更为关注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性，现代环境变化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然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威胁到大量物种以至最终灭绝。面对这一危机，民族植物学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不仅是作为一种科学工具应对环境的退化，而且由于它的巨大潜力，能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扶贫作出重要贡献。民族植物学研究对现代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构建传统植物学信息库为保护和发展服务；管理景观系统为保护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加强社区参与农村发展的活力。本文围绕民族植物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现代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面临的挑战，以及生物与文化途径在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等进行了探讨。
Presentations at a session of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nobiology (ISE, May 2012) provided a global overview of ‘maintaining resourc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Two themes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and conserv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The consensus at the wellattended session was that traditional medicine can play a useful role in primary healthcare, including for chronic complaints and spiritual problems. However, the us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declining in many places. Some practical efforts at maintaining resourc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are described. A case study for Buganda (Uganda), given in greater detail, shows that progress in maintaining resourc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can be impeded by force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its intrinsic merits. The value of making efforts to maintain resourc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its contribution to biocultural conservation, much needed today to counterbalance the homogenising and ecologically destabilising influences of globalisation.
There is only one cover of plants on Earth, so all plantrelated aspects of conserv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eciding how the land and the plants on it should be managed for conservation purposes. A threefold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nefits to be derived from ecosystembased plant conservation (EBPC) is suggested: conservation of plant species, the sustainable use of plant resources and the delivery of ecosystem services. EBPC is a placecentred approach which, in principle, can be pursued anywhere. Ethnobotanical research can help reveal realities ab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 people and plants, thus providing information useful for advancing plant conservation. Applied ethnobotany involves ethnobotanists working in a participatory way with local people, both parties contribut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of conservation issues relating to plants. This type of research helps ensure that priority issues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 are addressed, thus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local people will be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solutions found. Both knowledge and values associate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and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ies associated with science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the conservation cause.
对民族民间利用植物资源的传统知识进行调查编目、探究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一直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作为“人与植物”之间关系中一个重要领域——人类利用实践对植物资源影响的研究却相对被忽略。重视这一研究领域，既可以为民族植物学方法及原理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有助于推动民族植物学研究进入“应用阶段”，同时也拓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其中，人类采集活动（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商业性采集）对植物资源的影响应该受到民族植物学家的重点关注。
提出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概念，阐述了其内涵，简要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方法，并用具体事例说明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重要意义。现代民族植物学是民族植物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等等）研究当地人群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AFLP和SSR分子标记技术研究云南藏区青稞种质资源的研究为例，证明了传统文化在植物遗传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对滇东南瑶族药浴植物荷花藤的药物化学研究，证实了其传统药浴知识的科学合理性。现代民族植物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采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广西靖西县常见植物进行了调查，完成了103种当地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编目。通过分析这些植物的命名规律，结果发现：靖西县壮族民间对植物的命名采用了“双名”法，植物名称的前面部分包含了植物的形态型或用途类型，而后面的部分则包含了植物的形态特征、颜色、生长环境、性状和用途等方面。本文还对靖西县壮族民间植物命名与双名法以及其他民族命名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其相似之处和不同点。从对植物的命名和发音等方面来看，壮族和傣族两个民族具有语言上的相似性。
滇西北大理地区位于茶马古道上，处于白、汉、藏文化交汇区域，集市作为三民族生计互补与文化传播的中心，从古至今都有茶马交易与药材交易。现今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医药文化的强烈影响，该地区的传统药材集市是否仍是白、汉、藏民族药材交易及相关医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传统药材集市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本研究选取大理地区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从集市的药材经营和交易情况角度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调查发现，现今传统集市上的药材交易仍为三民族交流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其中表现的相关民族植物学知识不同。三民族在药材经营者人员分配的习惯制度上有差异，在所出售药材的种类与处理方式上不同。传统药材集市上呈现出的多民族交流，白、汉、藏民族间的差异而非趋同化特点，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需求关系，体现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存在对白、汉、藏民族交流的重要性。本文最后讨论了该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现今仍然存在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不需要刻意对集市进行保护的观点。
运用民族植物学“5W+lH”提问法，结合访谈方法、集市调查和野外调查进行编目，研究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饮食文化中食用野生植物的传统知识。结果表明：1）冕宁县饮食文化中利用的野生植物种类隶属于45科91属110种，其中传统粮用植物4种、野生蔬菜53种、野果植物37种、调味植物6种、酿造植物4种、药食两用植物16种、代茶植物15种；2）冕宁县彝族和汉族饮食文化中对野生植物利用有叠合又各自传承发展的特征； 3）对彝族和汉族饮食文化中的野生植物利用现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就如何保护传统知识进行了探讨，对可持续利用当地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提出建议。
通过长期的民族植物学调查，我们发现通道侗族端午节文化习俗古老，保留有传统的祭祀、药浴、配戴饰品、食用保健野菜等习俗。在端午节中，人们利用的植物种类丰富，用于悬挂门户的植物有4种，涉及4科4属；用于药浴的植物有31种，涉及20科28属；用于保健的野生植物有47种，涉及33科44属。这些植物大多为野生药用植物，它们作用不一，用法也不尽相同，而其中一些能用来悬挂、药浴及保健的植物未见有相关报道，它们所包含的科学知识需要进一步去揭示。通道侗族聚居区的民族植物学知识蕴藏丰富，值得仔细深入地发掘和全面研究。
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民族传统食用植物及其民族植物学传统知识的流失。粮食危机是全世界一直以来面临的危机，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更加严重，因此开展传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十分重要和迫切。纳西族是滇西北高原上的原著少数民族，在长期生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植物知识。研究采用民族植物学的原理和方法，于2012年对坐落于玉龙雪山山麓的文海纳西族村落开展了野外调查，共访谈信息报告人89人，其中关键信息报告人30人。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方法、参与式调查方法、关键人物访谈法和集体讨论法。结果表明：纳西族传统食用植物表现出物种数、采集时间、食用部位、食用类型、食用功能5个层面上的多样性。共记录到传统食用植物146种、45科、67属；与周边玉龙山植物相比，22%的科和7.4%的属至少有1种食用植物。采集时间可持续全年，春季采集的食用植物有20.44%，夏季有22.63%，秋季有48.18%，8.76%的食用植物还可在冬季采收。当地食用的植物部位有8种、食用类型有15种，66种食用植物有药用功能，可预防和治疗18种疾病。多样化的传统食用植物是纳西族抵抗食物短缺的物质基础，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山海经》中有太阳东出扶桑、日中建木、西归若木的传说，长期以来一直存疑，争论不休，直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青铜神树，才证明了传说的真实性。我们结合《山海经》等相关典籍，从植物学角度对扶桑、建木、若木的原植物进行探讨，基于典籍描述、考古资料、植物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和地理分布等，初步考订扶桑的植物原型为桦木科白桦（Betula platyphylla），建木的植物原型为杉科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若木的植物原型为木棉科木棉（Bombax ceiba）。
具有重要生态意义和景观意义的锦鸡儿属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锦鸡儿属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发现，蒙古族生态文化能准确地反映锦鸡儿属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资源价值：1) 除了该属蒙古原名Haragana以外，由蒙古语形容词“Altan (金色的)”和名词“Haragana”组合而成的蒙古名词Altagana也对植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分别由小叶锦鸡儿、中间锦鸡儿、垫状锦鸡儿、狭叶锦鸡儿和柠条锦鸡儿建群或优势的草原带或荒漠带的不同灌丛化草场是蒙古族根据地貌特征、草场特征与畜种食性选择季节放牧或分牧的草场。这是建立以划区轮牧为核心的放牧系统单元的文化基础，也是科学依据。3)蒙古族歌颂锦鸡儿属防风固沙功能的民歌反映了蒙古族对生物固沙生态原理的正确认识。这是在草原区或荒漠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真实文化素材。
通过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方法，对显脉旋覆花进行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比较了不同民族的使用习惯。结果发现显脉旋覆花作为跌打损伤药是湖南通道侗族居民特有的用药方式；资源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显脉旋覆花市场需求大，种植繁殖困难，导致资源锐减。应加强显脉旋覆花的引种栽培研究及综合开发利用。
从菊状千里光（Senecio laetus）全草中分离得到7个Jacaranone类化合物，它们的结构运用现代波谱技术确定为jacaranone（1）；3hydroxy2, 3dihydrojacaranone methyl ester（2）；1-羟基-4-氧代-2, 5-环己二烯-1-醋酸乙酯（3）；2jacaranone酰基-α-D-吡喃葡萄糖酯和2-jacaranone酰基-β-D-吡喃葡萄糖酯的混合物（4、5）；l-jacaranone乙酯-β-D-吡喃葡萄糖苷（6）；1-羟基-4-氧代-2, 5-环己二烯-1-醋酸（7）。首次报道菊状千里光中Jacaranone类化合物的存在，支持了国外学者认为该类化合物是千里光属植物特征次生代谢产物的推论。
为探讨第四纪冰期气候波动对青藏高原多年生草本植物青海当归地理分布格局形成的影响，检测了青海当归16个居群147个个体的核糖体内转录间隔区(ITS)的序列变异，共发现了7个单倍型。结果表明除松潘居群外其余15个居群都拥有单倍型H1，青藏高原边缘的居群拥有6种ITS单倍型，其中5种为私有单倍型。谱系关系分析显示单倍型H1为较古老的单倍型，AMOVA分析表明，居群间的变异占了总变异量的67%，居群遗传分化显著，并且存在较明显的谱系地理结构（NST>GST，P<0.05)。我们认为青海当归在第四纪冰期最大一次冰期来临时退缩到青藏高原边缘的避难所，冰期后在扩张过程中经历了奠基者效应形成了如今的分布格局。
为研究我国主要农作物（粮食、水果、油料、糖料和棉花作物）产量波动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我国1981~2010年主要农作物产量和种植面积资料为基础，同时利用4 种方法对农作物单产进行趋势拟合与分解。结果表明：（1）近 30 年来我国农作物总产和单产都逐步提高，特别是水果产量的增长最快，其中柑橘单产年均增长率达7.09%；各类作物趋势产量也呈上升趋势；但气象产量波动剧烈， 年际间缺乏连续性， 其中水果气象产量波动幅度最大 （柑橘为17.76%、 苹果为15.83%）。（2）作物总产的年际波动中，种植面积和单产因素的贡献率因作物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粮食作物和水果总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单产波动，糖料作物和棉花产量波动主要因种植面积波动导致，油料作物总产的波动中单产和种植面积贡献相当。（3）各类作物单产年际波动均取决于气象因素，农业政策和科技进步等社会因素对单产年际波动的贡献较低。（4）作物趋势产量的 4 种拟合方法，其结果无显著差异。各影响因素对我国农作物产量波动的贡献率因作物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重视作物单产提高、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是目前我国农业安全生产的重要任务。
配子体及幼孢子体发育过程对蕨类植物的系统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假瘤蕨属植物中较少报道。本研究比较了3种假瘤蕨属植物的配子体及幼孢子体发育过程：孢子均为单裂缝，萌发类型为书带蕨型。原叶体发育为槲蕨型。丝状体2~6细胞，成熟配子体心形，中肋明显加厚。配子体两性，在播种后48~55d产生精子器，之后15~18d产生颈卵器。播种后80~100d，形成胚胎，后者分化出第一叶、第一根和茎端，发育为幼孢子体。配子体边缘分布有单细胞毛状体，配子体腹面分布有单列多细胞的毛状体，以中肋处最多，围绕并保护胚胎和幼孢子体。本属3个种的配子体和幼孢子体，在孢子体积、萌发时间、丝状体和成熟配子体特征以及性器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土培条件下的配子体发育不同步，即配子体分批发育，原因为配子体的营养繁殖或孢子萌发不整齐。
